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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波广播之史海钩沉-----哈哈爵士系列文章 Lord Haw Haw Series(Clandestine Radio in World War II)  

2014-03-24 20:49:26|  分类: historical mater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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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波广播之史海钩沉-----哈哈爵士系列文章 Lord Haw Haw Series(Clandestine Radio in World War II)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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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哈哈爵士”的心理攻势

  1939年4月10日,英国的听众听到一位新播音员的声音,他自称是“哈哈爵士 ”,用一口流利而纯正的牛津和伊登口音进行亲切的谈话,4个月后,英国竟有1 800万台收音机听他的广播,除少数人外,几乎所有收听者都成了“哈哈爵士”的忠实听众。“哈哈爵士”以浓重的英国乡音,甜美悦耳的声调,幽默辛辣的语言,通过感情的煽动,理智的倾诉,精神的诱惑,使英国听众逐渐产生恐惧、不安、痛苦、混乱和不信任等不良心理。为了刺激英国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,他不断攻击社会上的一些问题,并时而抛出一两件令人愤怒的“政界黑幕”,为此英国政府大为苦恼。一直到战后才查明,所谓的“哈哈爵士”是一名在美国出生、在爱尔兰长大的具有传奇经历的人,此人1939年到德国,在二战爆发后,加入德国广播电台参加对英国的宣传,正是由于他在战时利用“哈哈爵士”的身份对英国民众进行了错误的引导,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精力处理其造成的不利影响,战后,给人们留下了一个“心战斗士”的复杂形象。(刘宇) (解放军报 2001年08月28日 第6版)(http://www.chinamil.com.cn/gb/pladaily/2001/08/28/20010828001095_gdyl.html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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飘忽的幽灵:“哈哈爵士” 
(西北风的博客http://derek.chen.blog.163.com/blog/static/11893148200722142836505/)

1939年前4个月,德国相继吞并了奥地利、捷克斯洛伐克、立陶宛和梅梅尔市,接着又践踏了阿尔巴尼亚全境。为了继续麻痹和欺骗英法等国,希特勒发动了一场广泛宣传攻势,高唱“和平”之歌。于是宣传人物“哈哈爵士”应运而生,把目标直接对准英伦三岛。
这年4月10日,当英国的听众打开收音机时,奇异地听到有两位自称“哈哈爵士”的人物,用牛津和伊登口音进行英语广播。“哈哈爵士”开始广播的内容主要是描述英国人的性格,德国人的生活,法国人的浪漫,偶尔夹杂一些笑话或故事。4个月之后,英国竟有1800万台收音机收听它的广播,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“哈哈爵士”的忠实听众。
1939年9月1日,德国向波兰发动了突然袭击。在此前后,“哈哈爵士”一反常态,逐渐露出狐狸尾巴,不再讨论风土人情和打趣逗乐了,而开始在广播中谈论政治,严厉攻击英国的传统政治和政策,诅咒大英帝国的没落,并巧妙地挑拨英国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。他说:“是那些煞费心机的矫揉做作,才使你们相信有民选的政府。所谓民主的英国制度,全是弥天大谎。其实英国被挟持在一小撮财阀手里,像丘吉尔一类人物,他怎能在心中想到人民的幸福?”接着,他列出“事实”,说某政客在向军火业投资,某贵族在逃税,英国统治阶级如何腐败等等。
“哈哈爵士”的惯用伎俩,就是用悲天悯人的语调,声情并茂地向英国人民现身说法。有一次,他提到美丽的英格兰,在描述其风景明媚、人性敦厚之后接着说:“这里的男人们在欧洲大陆上打仗,女人们都在家里哭泣!”说着自己便在广播中泣不成声。“哈哈爵士”不断激发英国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,他攻击粮食涨价,指责军需业却大获其利,批评新闻检查制度蒙蔽人民的耳目,声讨英政府拒付抚恤金的不义行径。英国政府对此大为苦恼。
1940年5月10日,德国入侵荷兰。这时,“哈哈爵士”的话不再那么娓娓动听了,而以一种祭师般的令人战栗的声音向英国人民进行心理干扰。当法国贝当政府乞和后,他以恫吓的腔调说:“英国现在就在受德国锤击了!你们可能以为银样蜡枪头的美国会来支持你们,但英国已踏进万劫不得超生的深渊,你们已坐在暴风雨下的破船之中!”
“哈哈爵士”的幽灵,飘忽在英国人民的心头,久久挥之不去。二战全面爆发后,空袭和“哈哈爵士”成了希特勒进攻英伦三岛的两把利剑。“哈哈爵士”哄、骗、吓相并举的宣传,使不少英国人终日提心吊胆,身心均遭受极大伤害,神经出现严重衰弱,他们对未来充满恐惧,对前途丧失信心,悲观主义情绪迅速蔓延。1944年6月6日,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,不久“哈哈爵士”寿终正寝,从此销声匿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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呵呵勋爵与历史文本的游戏
http://www.douban.com/group/topic/12742496/

作者:彭 刚 ((本文原载《读书》2008 年第 7 期) )


  无线电的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,其中的一端,便是在颇为不短的一段时期内,收听广播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。年少懵懂的时候,就有了极其深刻的印象,知道“收听敌台”是一项政治不正确而风险极大的事情。稍微年长些,读到了“东京玫瑰”的传奇故事,才知道,原来在敌我双方血肉相拼的当口,在美军这儿,收听敌台居然可以成为堂而皇之的娱乐活动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,美国士兵将日方对美军广播的若干女广播员,称之为“东京玫瑰”。她们在播送日方节节胜利而美军不断落败的消息(当然大都是些假新闻)的同时,也时时以温柔女性的暧昧声调暗示美国大兵们,他们在前线为了“老板”们浴血奋战的同时,家中的娇妻女友没准早就耐不住寂寞了。日方电台中经常播出美国的流行音乐,也让太平洋上的美军士兵们有了消遣时光的好办法。对于这些美军而言,“东京玫瑰”的声音,似乎具有和荷马笔下的妖女塞壬摄人心魄的歌声一样的魅力。占领日本本土之后,大概是为了满足士兵们一睹庐山真面目的心愿,好几个美国记者还真找着了一位自承“东京玫瑰”的名唤户粟郁子的广播员。只是,她年近三旬,但从照片上看来,实在不像曾经有过动人风华的模样。虽未“半老”,“徐娘”却也谈不上。声音与本主之间相去甚远,难免要让美国大兵们大失所望了。
  这边厢的欧洲战场上,一位名为威廉·乔伊斯(William Joyce)的德国对英广播员,也创造了同样的传奇。这位乔伊斯生在纽约,父亲是入了美国籍的英国移民。但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国,早年还颇有些爱国者的名声。后来,乔伊斯成了一个立场极端的法西斯分子。一九三八年他申请英国护照,当时他谎称自己出生在爱尔兰。次年八月,英德之间的战事即将爆发前几日,乔伊斯将护照延期一年之后,去了德国。到德国后,他效命于戈培尔手下的宣传部,成为德国对英广播的首席广播员,并于一九四○年九月入了德国籍。乔伊斯一口地道的英国上流社会口音,在播送德军所向披靡的战事消息、做些瓦解对方人心的口水活之外,也颇能言善辩,插科打诨、嬉笑怒骂的功夫更是了得。乔伊斯的广播吸引了不少英国人,后来还有人回忆起他“雄浑的声音仿佛回响在教堂上方”的那种“令人难忘的魅力”。按照一九三九年底的调查结果,居然有近百分之三十的英国人定期收听他的节目。好在,让人感到安慰的是,对他的广播内容,几乎所有的听众采取的都是“吞掉糖衣、吐出炮弹”的方式。他的节目“成了战争第一年英国人的消遣,赖以度过漫长难耐的严冬”,与此同时,也表明BBC的娱乐节目办得实在太糟糕。乔伊斯说话时,老要清嗓子,因此得了个“呵呵勋爵(Lord Haw-Haw)”的名声。有关他的广播,也出现了一些传布甚广的流言。比如说,他头一天提到的城镇,第二天就会有德国轰炸机光临。又比如说,他无所不知,某个英国小镇钟楼上钟的指针慢了几分钟,他也能说个分毫不差。当然,乔伊斯本人没有这样的本领,也没说过这样的话,类似的传言只足以证明他“走红”到了何种程度。
  战争结束之后,乔伊斯落到了盟军的手中。对他的审判碰到了格外麻烦的问题,那就是,乔伊斯是否犯了叛国罪?要从乔伊斯的角度来说,他从来就没有正式提出过要求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,要判他有罪也不应该是叛国罪。如果说他在申请英国护照时说了谎的话,常规的情形,对此的刑罚不过是一笔小小的罚金而已。有一种说法是,既然乔伊斯申请英国护照,就表明他寻求英国的保护,他因此就负有对英国忠诚的义务,照此而论,乔伊斯的叛国罪名就能够成立。这样的论点得到很多人的赞成。可是,要是为乔伊斯辩解的话,也可以说,没有证据表明他到了德国之后还持有英国护照,更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,他在护照有效期内为德国进行广播。无论法理上可以有什么样的争议,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是,一九四六年,四十岁的乔伊斯被纽伦堡法庭处以绞刑。
  “呵呵勋爵”人过留名。大名鼎鼎的史家泰勒(A. J. P. Taylor)的《一九一四一 —— 一九四五年的英国史》中,专门有一段谈到了他。偶然翻到某一本新闻史,也赫然将他的广播列为战时宣传的典型案例。各种工具书(如《钱伯斯百科全书》)中常常列有他的词条,也算是一时的风云人物了。可是,关于这位乔伊斯,尤其是涉及他战后受审被处绞刑一事,却有着诸多不同的历史文本,很值得仔细琢磨一番。也许,来试做一个和他有关的历史文本的游戏,可以让我们别有心得。
  历史学的传统向来是以追索历史真相、“还过去以本来面目”为鹄的。寻常的观点认为,历史研究要达到这样的“客观性”,只需要满足两个条件:一是历史学家要精心考辨史实,做到经自己之手写出来的论著,“无一字一句无来历”,经受得住历史学家法的锤炼,表述出来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(如果碰到了只能以或然的方式来言说的东西,带有猜测和想象成分的东西,也必须在语言运用中将这一层内涵表达出来);再就是,对于历史真实的表述,要不带任何主观色彩,避免将个人情感、好恶、价值判断等因素掺杂进去。客观中立的史料,自然会将其意义显露出来,而任何带有党派或其他偏见的人们,都无法找到合理的根据来拒斥它。兰克所说的,他自己写的宗教改革史,要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能够接受,就表达了类似的信念。虽然,兰克本人的思想蕴涵,远比他那被实证主义化了的形象要深邃复杂许多。我们今天在书页报端当中,随处可见“让历史事实说话”的说法。倘若历史事实本身,自动地就会呈现出意义和结论来的话,傅斯年的那句名言“史料就是史学”,便应该是不刊之论了。
  回到“呵呵勋爵”身上来,这里先以泰勒书中的说法为蓝本,试对乔伊斯之死进行简单的历史表述。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,我们可以肯定(或者至少暂时这么假定),其中的每一句都是确定无疑的,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,而且对这些史实的表述,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让其带上任何主观色彩。于是,我们有了如下这样一段文本:
  (甲)一、按其一九三三年申请英国护照时的说法,威廉·乔伊斯生于爱尔兰。二、但按其受审时的说法,乔伊斯生于纽约,父亲是入了籍的美国公民。三、乔伊斯从未正式申请过英国国籍,尽管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度过,并被人视为爱国者。四、他成为了一个法西斯分子,和他比起来,连“吸血鬼”奥斯瓦尔德·莫斯莱(一个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)都显得太温和了一些。五、一九三八年,乔伊斯申请并拿到英国护照,当时他伪称自己为英国公民。六、一九三九年八月,战争爆发前几天,他去了德国,效劳于德国宣传部。七、倘若乔伊斯没有撒谎并拿到英国护照,他就不会被绞死。对此种谎言的通常刑罚是一小笔罚金。八、一九四○年九月,他加入了德国国籍。九、乔伊斯在德国为德国宣传部工作,他是德国首席的英文广播员,并赢得了“呵呵爵士”的名声(因为他说话时爱清嗓子)。十、很多被归到乔伊斯名下的广播内容,其实他和别的人都没有说过。比如说,没有一个德国广播员宣布过德国轰炸机第二天会轰炸的城市的名字,或者说过某个地方的钟慢了十分钟。十一、这些传奇式的说法是战争时期人们神经太过紧张的产物。十二、后来他以叛国者的罪名被处死。
  这一段文字,完全满足了前面所列的关于客观真实的历史学的基本要求。但是,其中肯定远远没有能够囊括关于这一主题我们所能说的一切。在进行这样的叙述时,我们已经对自己手头所能掌握的史实进行了筛选。本来,倘若说历史指的是过去所发生的一切,那么我们原则上所能了解的过去,就已经只能是过去所发生的如此这般的无数事情当中,留下了踪迹(文字记载、宫室器皿、考古发现等等)的那些。我们只能是通过踪迹的中介来了解过去的。我们可以断定,历史上所曾发生过的更多的事情,因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踪迹,已经一劳永逸地消失在我们的把握之外了。而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并且纳入自己的历史知识的,又只是留下了踪迹的那些部分当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。因此,可以说,历史学无论怎样以追求客观、还原真相自勉,它真正处理的,只能是经过被动和主动的选择而剩下的残缺不全的过去的某个层面。面对这样的情形,人们往往会自我安慰,仿佛凡是真正值得留存下来的东西,都是会留存下来的。大浪淘沙,真金自会被保留下来。可是,真实的情形未必如此。记得叶秀山先生的一篇随笔中提到,前些年新发现和披露的敦煌文物中,有一份出自一个不知名的边关小吏的文书,在叶先生看来,其笔力“不在颜鲁公之下”。只是因为极其偶然的原因,我们今天才有缘得见。只从这样的例子,就可以揣想,有多少要紧的、“值得知道的”过去的某些层面,已经不复能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
除了相关史料极其有限的例外情形,在历史研究以及它的最终产品历史文本中,相关的史料,或者说对于相关的史实的记述,必定要经过历史学家的选择,而不可能全盘呈现在人们的面前。可是,是不是真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,尽管选择的因素是历史学所无从回避的,但只要每一字每一句,都说的是可以被确立的历史事实,一份历史文本就必定是不管持有什么立场的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呢?
  继续我们的文本游戏,假定文本(甲)中已经包含了我们关于乔伊斯之死所能说的全部内容,现在,将文本(甲)中的要素(一)、(四)、(六)、(九)、(十二)编排在一起,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虽短小却完整的历史叙事:
  (乙)按其一九三三年申请英国护照时的说法,乔伊斯生于爱尔兰。他成为一个法西斯分子,和他比起来,连“吸血鬼”奥斯瓦尔德·莫斯莱都显得太温和了一些。一九三九年八月,战争爆发前几天,他去了德国,为德国宣传部工作。他是德国首席的对英广播员(因为他说话时爱清嗓子,人称“呵呵爵士”)。后来他以叛国者的罪名而被处死。
  再将(二)、(三)、(八)、(九)、(十一)、(十二)组合在一起,也同样构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的叙事文本:
  (丙)按乔伊斯受审时的证词,他生于纽约,父亲是入了籍的美国公民。乔伊斯从未正式申请过英国国籍,尽管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度过,并被人视为爱国者。一九四○年九月他加入德国籍。他是德国对英广播的首席播音员,并赢得了“呵呵爵士”的名声。关于他的某些传奇是战争时期人们神经太过紧张的产物。后来他以叛国者的罪名被处死。
  除了为着文气连贯而在文字上所做的轻微变动之外,(乙)、(丙)两个文本所包含的,都是我们认为可以确立的史实,而且,对这些史实的陈述也避免了任何主观的色彩。然而,这两个针对同一主题的、完全由客观中立的史实陈述所构成的文本之间,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。这大概是读者马上就能强烈地感受到的。只看到文本(乙),我们得到的印象是,乔伊斯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叛国者。只看到文本(丙),我们会觉得,加之于乔伊斯的叛国罪名很有些可疑,而且,在他身上,罚与罪似乎太不相称。而如果事先有了文本(甲)的印象,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,(乙)和(丙)都太过偏颇,让人无法接受。尽管事实上,文本(甲)是否就足够客观中立,恐怕也让人心怀疑虑。
  三个文本对照之下,或许我们可以得出几层看法。
  首先是,史料或者说历史事实要说话,靠的是历史学家将它们编排为有机的整体。单纯的互不关联的史料堆积在一起,不过是克罗齐贬义上的“编年”或者中国传统说法的“断烂朝报”,并不会就自动呈现出意义来。一系列相关的史料构成一个可理解、有意义的历史图景,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。单个陈述构成的历史文本,其意义并非从其组成成分就能分析出来的。用大家烂熟于耳的话来说,就历史文本而论,确实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。像是文本(丙)的情形,其中的每个句子都是中立地表达出来的史实,可是,六个句子构成的文本中,前后事件之间的关联,文本作者的态度(对当事人乔伊斯的同情甚至为其辩解和叫屈)等等这样一些因素明显地出现了,而在六个句子的任何一句当中,都无法找到这些成分。或许可以说,是历史学家让史料说话的,虽然,历史学家说话的时候,并非可以恣意妄为,而是要受到史料的束缚的。在这个例证中,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,史学理论关注的是史实陈述或文本的构成部分,还是关注文本整体,其间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大不一样。由前者向后者的转移,正是海登·怀特以来史学理论转向的蕴涵之所在。
  再就是,通常我们要求于一个历史文本的,是要它传达历史的真实。可是,在上面的例证中,每一个句子、对于史实的每一项陈述都是真的,然而,由真的陈述构成的整体画面,却难免有片面和歪曲的嫌疑。即便(乙)或(丙)两个文本中的每个句子,都是我们所能够接受的,然而,这些句子所组成的那个小小的文本整体,却无法同样让人接受。也许,我们可以说,“真”“假”这样的标准,对于历史学来说,只能适用于对单个的历史事实的陈述,而无法适用于整体文本(这正好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、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的核心论点之一)。比如,我们可以说(乙)或者(丙)中的某个陈述是真的或者假的,却无法说(乙)或(丙)相比较,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真。然而,我们可以说,(甲)比(乙)或(丙)更恰当、更能让人接受。传统的看法往往将“客观”与“真”相等同。也许,我们可以将其修正为这样的提法:“客观性”在较低(也是最基本)的层面上,要求单个史实陈述的“真”,在较高的层面上,要求整个文本的“恰当性”和“可接受性”。
  更进一步,文本的“恰当性”或“可接受性”,又该如何来界定呢?这样的标准是否意味着退回到主观感受和偏好而失去了约束力呢?这个问题实在太大而又太难。不过,紧贴着上面的文本实例,倒也可以说上几句。对于认定乔伊斯罪有应得的文本(乙),人们完全可以指责它忽略了若干重要的史实,比如说,若干涉及他是否可以以叛国罪论处的事项。对于多少想为其开脱的文本(丙),也可以同样指责它无视若干不应该省略掉的史实,比如,乔伊斯是以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的身份而在战争前夕跑到德国去的。也就是说,虽然,在历史学家针对某一个主题选择史实时,可能有着主观性和自由度,其间也并非就全然没有带有一定强制性的约束。比如,一部论述英国工业革命的论著,如果忽略了蒸汽机的改良或者英国当时可利用的煤炭资源的特点,大概就是人们所难以接受的。换个说法,对于某个主题,若干历史事实所具有的相关性和重要性,人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。而一个历史文本(或者说一幅历史构图),如果无法容纳具有较大相关性和重要性的史实,比方说,文本(乙)不能容纳让乔伊斯的叛国罪罪名变得可疑的史实,人们也就有了不接受它的理由。也许,从这一点出发,在谨慎得多的意义上来讨论历史学的客观性,才是一条可行的途径。
  史实一旦发生,就不会再发生改变。倘若史实自身会说话,就真的会有“盖棺论定”这么一回事了。可是,有着太多反面的例证,表明没有这回事。正因为如此,人们才需要不断地重写历史。乔伊斯之死,至今还让人们聚讼纷纭的同时,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,来领教历史学文本若干难以捉摸的特性。
  还可以再提几句的是,那位将“东京玫瑰”的大名揽在自己一人身上的户粟郁子,是一位生在加州的日裔美国人。她恰好在“珍珠港事件”之前返回日本,当时很多身在日本的日裔美国人都放弃了美国籍,而户粟郁子始终不愿意这么做。照她自己和她的同情者的说法,她之所以参加对美广播,当有诸多被迫无奈的原因。一九四六年,她以叛国罪的罪名被判了十年徒刑,并被剥夺了美国国籍。数十年来,始终有人为其鸣不平,称此案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。她的美国国籍后来得以恢复。二○○六年,户粟郁子以九十岁的高龄离开人世。此时,距离轴心国阵营中的另一位“名嘴”“呵呵勋爵”以叛国罪名被处死,已是整整六十年。
  (附记:本文中所引案例出自英国学者J. L. Gorman的《历史学中的客观性和仿真》一文而有所变化。)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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